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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官员财产公开”之监督“软肋”


“官员财产公开”之监督“软肋”

最近,新疆阿勒泰地区纪检委、地区监察局、预防腐败办公室制订的《县(处)级领导干部财产申报规定(试行)》引起媒体、网友的广泛关注。有专家认为,阿勒泰的《规定》有两大创新:第一,它要求官员申报的是财产,而非仅仅是收入;第二,它确立了申报结果要公开公示,而不是像以前的“内部监督”。

在中国官员财产公开制度至今未能成型,社会各界日益强烈要求公开官员财产的情势下,阿勒泰率先出台具有丰富理论涵义和一定政策、法律基础的“官员财产公开”规范性文件,其制度创新的胆识得到人们普遍赞赏。

正所谓外行看热闹,内行看门道。在一片叫好声中,有专家指出,阿勒泰的“官员财产公开”制度要真正起到促进廉政、减少腐败的功用,最紧要的是有效监督,尤其是群众监督和舆论监督。否则,难以达到预期目的。阿勒泰“官员财产公开”制度能否得到有效监督,客观地说前景不容乐观。从目前的情况看,其有效监督的“软肋”至少突显在以下四个方面:

其一,廉洁文化理念缺乏。关于对官员财产申报实施有效监督的问题,媒体、网友说得最多的,就是群众监督。那么,能够了解或多多少少知悉官员财产状况的“群众”又是哪些人呢?最清楚的应该是官员身边的官员,应该是官员们的下属,应该是送钱送物给官员的商人们。客观地说,纪检监察机关、检察机关收到的检举控告,又有多少是这些最熟悉情况的人提供的?

其二,法律基础不足。制度创新一定要有法律基础,否则就是胡搞,这是常识问题。阿勒泰出台的“官员财产公开”制度称,“凡是在首次申报前主动上缴全部违纪违法收入的,纪检监察机关将按照《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》有关规定,对其免予处分。”虽然这一条款有策略上的考虑,但是否突破了《刑法》的底线,值得商榷。一个官员受贿几万,十几万,几千万,这本来就是触犯刑法的事情,这是法律管的事情,结果退出来就免去了法律责任,这显然是用制度代替法律。去年6月,中央纪委出台严禁权钱交易《规定》时,其底线是在规定期限内“主动说清问题的可考虑从宽处理”,况且那八种权钱交易行为是在定性量纪方面存在疑义、容易产生分歧的违纪违法活动。

其三,专门监督力量薄弱。从地方纪委机构设置的一般情况看,经济发达地方的地市级纪委,其人员配备大概不过五、六十人,规模大一点的地市也不过七、八十人。位于西北边陲的阿勒泰,其地区纪检委、监察局充其量是四、五十人的编制。就阿勒泰“官员财产公开”规范性文件的财产申报对象而言,除了县处级党政官员,还包括“有职权”的普通公务员,大概估算人数至少超过一千。姑且不说阿勒泰“官员财产公开”文件规定的三种申报方式里的“初任申报”、“离任申报”,仅是完成常规性的“年度申报”审核, 阿勒泰地区纪检委就很难完成。如果有群众举报某些官员财产申报不实,那更是疲于奔命。可能有人会说,官员申报财产就可以了,纪委无需去核查,群众举报再去调查就行了。这种初看有点道理的说法,实际上是对官员财产申报的肤浅理解。缺少严格、规范的财产申报核查机制,被动等待群众举报,这样的财产申报制度注定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  
其四,核查技术系统难以支持。即使在本地的金融机构查核一个人的银行存款状况都很难,更不要说查询异地开户的银行存款情况了。这是不少地方纪检监察机关在案件调查工作中普遍遇到的困惑。期间的原因已是众所周知,不需再一一赘述。阿勒泰地区出台“官员财产公开”规定,不可避免地存在上述难题。无论是现在起到阿勒泰地区规定的党政官员首次申报财产的2009年1月1日,还是2009年1月1日以后,如果没有全国统一的有效核查系统支持,谁敢保证阿勒泰地区的党政官员不向外地转移银行存款?此外,一些官员在异地购置的不动产,同样难以发现,更不要说核查了。

客观地说,阿勒泰率先出台“官员财产公开”规范性文件,仅仅是反腐倡廉制度创新的一项积极尝试,我们理应投以敬佩的目光。毫无疑问,“官员财产公开”是反腐败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要求,但不是唯一,更不可期望过高。反腐败,最根本的还应该是有一系列的制度,有广大民众对腐败的“零容忍”,有专门监督机关对腐败分子的严厉惩处。

回到问题的最初,我在此分析“官员财产公开”监督方面存在的“软肋”,并不是要否定阿勒泰的做法,更不是说无需推行党政官员财产公开制度。很大的一个期盼,就是希望有智慧、有责任心的人能够想出更好的办法,尽快破解“官员财产公开”监督方面的难题,让好制度真正发挥作用。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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